還記得去年最高分國劇吧。
《沉默的真相》。
簡單說，就是一個法學人的同盟——
年輕檢察官江陽。
法學院教授轉行律師的張超。
刑警朱偉。
可悲的是，一群以法律為職業(yè)的人，卻不能選擇以法律的方式解決問題——
江陽自殺，張超戴罪，朱偉共謀被判刑......
法律的齒輪要運轉，必須以理想主義者的熱血作為潤滑劑嗎？
今年，有另外一群法學人回歸。
豆瓣8.7。
全程不敢倍速，需要極高的注意力，中間好幾次暫停看字幕。
一不小心放空，就要倒放重來。
好像在看司法考試題。
但它絕不冰冷，相反，讓法律有了更貼近人的溫度——
至上之法
???
主角有且只有以下四種身份：
警察、檢察官、法學教授、法學學生。
用這些人，反映出韓國法律的現(xiàn)狀和前沿。
先從法學院開始。
徐炳柱教授，擔任主講的模擬法庭課期間。
在自己的辦公室離奇死亡。
于是他的死，馬上被搬上課堂。
思考題：誰的嫌疑最大？
同學們一討論，覺得有兩個人最可疑。
首先楊宗勛。
他具備犯罪動機：當年受賄案的起訴失敗，他一直耿耿于懷。
而且含有冰毒的杯子上發(fā)現(xiàn)他的指紋，死者的手里也握有其頭發(fā)。
對了，這人也是法學院的教授，題目就是他出的。
第二大嫌疑人，則是徐炳柱教授的外甥韓俊輝。
死者生前曾與其發(fā)生肢體沖突，并跌下樓梯致使頭部受到損傷。
加上因為受賄案的影響，韓俊輝與一向崇拜的舅舅關系破裂。
正好，他也是法學院的學生。
好家伙，別的罪案片都是出去探案。
你們這群法律人自給自足，內循環(huán)起來了。
以往的罪案片強調懸疑。
而《至上之法》，重在以案件揭露法律問題。
韓俊輝的室友認定他就是兇手，理由：他調包了死者的眼鏡。
但他忽略了。
眼鏡是在韓俊輝宿舍床墊下。
但這能說明一定是他有意調包的嗎？
學生們大多先入為主，從而忽略了事實。
這就關系到一個問題——
嚴謹。
正如楊宗勛在課上說的：
預測，對法律界人士來說是致命的毒藥
再一個問題——
界限。
我們都認為，正義是絕對的，非黑即白。
但實際呢？
看一個案件：“壞父母網(wǎng)站”起訴案。
某網(wǎng)站，專門搜集判決書，公布那些不支付孩子撫養(yǎng)費、威脅到子女生存權的“壞父母”。
結果是，被以妨害名譽罪告上法庭。
爭議點在于，這些父母被判決是事實。
公布這些事實，算妨害名譽嗎？
今天我們的網(wǎng)絡上也有很多這樣的呼聲——
曝光這些人渣！
毫不保留地公布這些人的信息，讓社會看清他們的面目，是許多人理解的正義。
但《至上之法》又讓我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陳檢察官因“嫌疑事實公開罪”遭到起訴。
負責命案的陳檢察官，將“楊宗勛因不滿徐檢察長受賄將其殺害”這一未確認的犯罪可能性，泄露給媒體。
媒體一番轟炸，民眾群情激憤。
楊宗勛很快被新聞無故冠上“法學院殺人魔”的稱號。
而這不是陳檢察官第一次泄露嫌疑事實。
徐志浩的父親早年間經(jīng)營一家玩具公司。
有媒體發(fā)布消息，徐志浩父親公司生產(chǎn)的玩具存在致癌物質。
一時間，所有的輿論報導、網(wǎng)路熱搜都在抗議示威，要求玩具公司進行處罰并賠償。
沒多久，玩具公司就在負面消息中倒閉。
徐志浩的父親也因此絕望自焚。
但最后的調查結果顯示：該玩具公司產(chǎn)品并不存在致癌風險。
看到了吧。
公布與不公布，什么應該公布，不是可以一刀切的。
界限在哪呢？
法律終究是一個復雜而專業(yè)的問題，民眾樸素的情緒，很可能與法律背道而馳。
由此又延伸出一個問題——如何處理法律與民意的關系？
比起揭曉最終答案。
《至上之法》是一次次引導你，詰問，反思——
你以為的對，就是對的嗎？
除了這些非常經(jīng)典的法律問題，《至上之法》還和現(xiàn)實同頻呼應。
“性愛視頻案”。
法學院學生全藝瑟與高議員兒子高永昶為情侶關系。
相戀期間，全藝瑟多次遭受高永昶暴力毆打。
為了替父親扳倒楊宗勛，高永昶以上傳性關系視頻威脅全藝瑟作偽證。
全藝瑟拒絕后，高永昶氣急敗壞。
揚言要把視頻發(fā)給全韓國人民觀看。
爭搶視頻中，全藝瑟將男友推倒在地，致其重傷。
高議員將全藝瑟告上法庭。
爭論的點有兩個：
一是聊天記錄中，全藝瑟并沒有斥責男友，也沒有要求男友刪除視頻，反而以一種撒嬌的語氣回復；
二是全藝瑟前后陳述的反復無常，最初表示怕被報復不敢報案，后期改口是因為愛情。
這些，都讓全藝瑟成了前后矛盾的“不完美受害者”。
這個案件，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具荷拉事件。
當年，具荷拉明明是性暴力和不雅視頻的受害者。
但因為中間的三度求和舉動，被韓國網(wǎng)友認定為心虛、壞女孩，于是大面積對其進行聲討和網(wǎng)暴。
后期雖然真相大白。
但多次官司和輿論風波后，具荷拉早已身心重創(chuàng)。
2019年，被發(fā)現(xiàn)于首爾住處自殺身亡。
她贏得了官司。
卻沒有贏得法庭之外的審判。
“李滿浩性侵案”。
該案件同樣選材于韓國真實發(fā)生的“素媛案”。
現(xiàn)實中，綁架并性侵8歲幼女的趙斗淳，利用“酒后斷片”的理由成功減刑。
最終僅僅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出獄前，研究人員對其心理評估結果為：再犯可能性高。
但即便如此，他仍可以每月申領最高約7000元人民幣的貧困補助。
劇中，李滿浩同樣在徐炳柱檢察長的指導下。
受審時一再強調自己喝醉酒，什么都不記得。
當時的主審金法官，對徐檢察長的行為頗為不滿。
但礙于法律規(guī)定，也只能承認李滿浩“心理障礙”的減刑認定。
這個案子的爭論點在于：
“心神障礙”這樣的減刑條文，究竟是良性條款，還是罪惡溫床？
一道法律的條文，卻是大眾心里，怎么也邁不過去的一個坎。
再看。
早在開篇的韓國大學法學院課堂。
教授楊宗勛就講述過這樣一起案例。
金哲洙和情婦李英星相戀期間，曾拍攝一段性關系視頻。
在李英星提出分手后，金哲洙用手機再次對著屏幕，錄制了這段視頻。
并發(fā)給李英老公，因此被起訴。
一審二審宣判金哲洙有罪。
但最高法院最終卻以無罪結案。
為啥？
根據(jù)性暴力處罰法第14條第1項：
使用相機擅自拍攝他人身體，或散播該拍攝物的人，處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千萬韓元的罰款。
這個案子最大的爭論點就在“身體”二字。
拍攝了身體才算有罪。
那拍攝裸露身體的手機，算不算“身體”呢？
就如最高法院的判決，傳播手機視頻的翻錄，不算觸犯該條法律。
這合理嗎？
一個判決，可能在大眾的心里，畫出很多很多問號。
到底什么才是對的？
楊宗勛沒有說。
通過案件，他要告訴學生的事——
與其努力理解，不如去質疑
因為質疑，法律才能逐漸完善。
比如我國備受爭議的有關未成年人保護律法。
2020年12月26日，原《刑法》中規(guī)定的“不滿十四周歲的人一律不負刑事責任”。
確認更改為：
“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jié)惡劣，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這意味著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不再是刑法中的“特殊免責人群”。
可以說，是法律適應社會發(fā)展的一次相對進步。
也是法律在聽從民眾質疑聲后的調整和完善。
但，為什么是相對？
舉個例子。
2013年，重慶市10歲女孩李某抱走電梯里的嬰兒，在電梯內對其持續(xù)毆打5分鐘后，將其從25樓扔下，致使嬰兒重傷。
這個案子，哪怕放到現(xiàn)在。
李某仍然會因為未滿12周歲不予刑事立案偵查。
所以，法律的道路永遠沒有盡頭。
它永遠在往前走。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鋪陳一條相對正確的軌道。
楊宗勛在法學院一直個外號，叫“楊格拉底”。
原因是他總是以一種令人室息的“連環(huán)提問”方式教學。
逼迫學生去對每一起案件背后的判決進行思辨。
針對刑法，提出質疑，思考問題，總結觀點。
而這不免讓人想起《與惡》里，王律師的一番話：
你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去了解
他們背后到底發(fā)生什么事情
難道把這些人全部抓起來
把他們都殺了
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好嗎
歸根結底：
質疑，是為了律法發(fā)展。
問題，是為了未來沒有律法問題。
觀點，是避免重蹈過去的司法漏洞。
只有這樣，所生存的社會才能無限拉近，每一個人與正義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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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天水圍的罐頭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