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當常彥執(zhí)導的《731大潰逃》在中國大陸與香港同步上映時，中國電影正經歷著第五代導演的美學革新浪潮。這部聚焦侵華日軍731部隊末日逃亡的影片，用近乎紀實的粗糲影像，撕開了民族歷史中最血腥的傷疤。今天，當我們重審這部被時光塵封的作品，發(fā)現(xiàn)它早已超越了簡單的“罪證陳列”，在潰逃的表層敘事下，埋藏著關于歷史記憶、施暴者異化與民族創(chuàng)傷的復雜思辨。

導演常彥刻意采用冷峻的線性敘事：從石井四郎下達銷毀指令，到“特別移送”列車上的生死逃亡，再到焚尸爐冒出最后一縷青煙。這種看似平鋪直敘的結構，實則暗含精妙的歷史隱喻——當銀幕上日軍焚燒的文件化為灰燼，恰暗示著歷史真相面臨被系統(tǒng)性抹除的危險。現(xiàn)實中，731部隊撤離前銷毀了絕大部分實驗數(shù)據(jù)，僅殘留的陶瓷細菌彈頭和實驗器具成為鐵證，而影片通過特寫鏡頭凝視這些殘骸，使物證升華為歷史幽靈的象征。尤為深刻的是對“潰逃悖論”的呈現(xiàn)：日軍在物理空間上潰敗撤離，但其反人類罪行的精神結構卻從未真正潰散。石井四郎在伯力審判中狡辯“為醫(yī)學進步犧牲不可避免”的臺詞，與2025年日本政客聲稱“中日聯(lián)合聲明不具法律效力”的荒謬形成跨越時空的回響。這種“潰而不亡”的罪責延續(xù)，使影片具有了驚人的歷史預見性。

作為中國首部731題材商業(yè)電影，《731大潰逃》不可避免帶有時代局限性。為增強戲劇沖突，影片設置“游擊隊營救實驗幸存者”的情節(jié)線，讓張國文飾演的抗聯(lián)戰(zhàn)士與歐瑞偉飾演的香港記者聯(lián)手追擊石井部隊。這種“英雄拯救”的類型化處理，雖提升觀賞性，卻沖淡了歷史本身的沉重感——現(xiàn)實中1945年的平房區(qū)并無成建制抵抗力量，受害者幾乎全員罹難。更值得深思的是其美學矛盾：一方面采用紀實風格呈現(xiàn)實驗室場景，另一方面又用香港動作片模式拍攝追車槍戰(zhàn)。當石井四郎的座駕在爆炸中翻滾慢鏡頭時，歷史的嚴肅性被視覺奇觀部分消解。這種商業(yè)訴求與歷史書寫的撕裂，恰映射了后殖民語境下創(chuàng)傷敘事的普遍困境：既要對抗遺忘，又需在市場中生存。那些略顯生硬的敘事與類型化表達，恰似哈爾濱731遺址上殘留的斷壁殘垣——它們或許不夠完美，卻以最原始的形態(tài)撐起了歷史記憶的框架。當銀幕上焚尸爐的濃煙最終彌散在東北雪原，那句未曾言明的詰問始終回蕩：真正的潰逃，究竟是戰(zhàn)敗者的撤離，還是人類文明從良知陣地的自我放逐？ 這或許正是這部被低估的影片留給我們的永恒命題。（編輯：大陸）